外汇数据分析手册

我是小钢炮 • 2021年4月12日 pm11:22 • 行业热点

这一篇主要讲三个数据，分别是外汇占款、银行结售汇和国际收支平衡表。

外汇占款

假设有一个出口贸易商张某，出口一个商品到国外，赚得了100万美元。

这100万美元，除非张某要继续从国外进口零部件原材料或者有很强的人民币汇率贬值预期，张某一般会选择把100万美元换成人民币，因为在国内使用美元是不方便的。

比如在国内买银行理财产品、在国内买日常的消费品或者买楼买股等经济活动都不是用美元来结算的。

假设按当前的人民币汇率，1美元可以换成6.5元人民币，那么张某这100万美元就可以转化为张某的650万人民币的存款，这个650万元人民币存款，就是金融机构口径下的外汇占款。

如果张某不是大陆的出口商，是一位港澳商人，看好内地经济增长前景，他也可以拿着100万美元投资内地，只是内地的经济活动，比如要在内地买楼、雇人、配套零部件，肯定得是用人民币来结算的，所以张某需要把100万美元换成650万的人民币，形成650万人民币存款，这也是金融机构口径下的外汇占款，这对中国大陆来讲，是一个FDI。

张某如果是一个境外投资者，看好中国房地产的表现，他可以拿100万美元换成650万人民币投资中国的房地产，同样可以形成650万元的人民币存款，这对中国大陆来讲，是一笔热钱。

从这三个故事里，可以看出外汇占款形成的三个主要渠道，分别是：贸易顺差、FDI和热钱。

当银行拿到张某的100万美元，对银行来说，境外资产配置的机遇在资本管制下是有限的，银行可以找到央行，把100万美元换成650万人民币。

这100万美元放在了央行那，形成的就是外汇储备，650万元是银行从央行那获得的人民币基础货币，这650万元可以根据银行的需要放贷款、同业拆借、存银行的超储账户等。这笔外汇占款是央行口径下的外汇占款。

2016年以前还有金融机构口径的外汇占款，2016年后就不公布了，只能看到央行口径下的外汇占款。

打开央行的资产负债表，可以发现央行资产端规模最大的就是外汇占款了。

中国加入了WTO以后，出口长期保持高增长并积累了巨额的贸易顺差，再加上人民币资产较高的回报率吸引境外资金流入，外汇占款一直是中央银行基础货币的主要来源。

但随着强制结售汇制度放开，再加上各种原因，单边的人民币升值预期发生了一些变化，随着人民币汇改的推进，人民币汇率的波动率开始加大，因此，外汇占款虽然在存量上还是占据了绝对的主导，但在增量上，外汇占款对基础货币增量的贡献度已明显下降了。

外汇占款作为基础货币主要供应渠道是存在明显缺陷的。最显著的缺陷之一是外汇占款对货币供应的调节是顺周期的。

举例来说，当国内经济过热的时候，往往需要货币政策收紧对抗通胀和资产价格快速上涨的压力，但经济过热又通常与高实体回报率和人民币资产价格上行相伴，外汇占款在这个时候搞不好会加速流入，进而导致在经济过热期间中央银行甚至在被动扩大货币供应。

相反，当经济下行需要货币政策更加宽松，加大逆周期调节功能的时候，由于经济下行往往伴随着人民币资产回报率低迷和实体经济的风险溢价显著上升，搞不好会有外汇占款流出的风险，如果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受外汇占款掣肘，等同于在经济过冷之际还收缩了货币，这无疑会加剧经济下行的风险。

从历史经验来看，至少在2012年以前，由于持续的国际收支双顺差，再加上强制结售汇制度（有多少外汇都得去找银行结汇），中央银行面对的主要矛盾是控制外汇占款过多流入。尤其在经济过热阶段，当外汇占款加速流入，中央银行需要想办法回笼过剩的外汇占款。

具体应该如何对冲过剩的外汇占款呢？

提高法定存款准备金率是个可行的办法。一方面，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可以压低货币乘数，降低全社会货币供应水平；另一方面，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可以改变基础货币的结构，将过剩的外汇占款转化为趴在央行账上的法定存款准备金。

但存款准备金率调整尽管可以做到调控流动性投放规模，但存款准备金率的变动释放的流动性规模较大，而且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的调整还可以改变货币乘数，进而影响全社会货币供应规模，有货币政策的“巨斧”之称，频繁操作对经济和市场预期冲击太大。

要平滑外汇占款频繁的波动，需要在日常的公开市场操作中引入央行票据这一常态化的货币政策工具。央行票据由央行付利息，银行认购央行票据旨在减少外汇占款创造出来的过剩流动性。此外，央行票据也可以在短期国债市场定价不完善时，凭借其较好的流动性，作为短端利率定价的基准存在。

考虑到央行票据需要央行付息，是有利息支出成本的，只能作为对冲外汇占款的临时性操作手段。一旦外汇占款下降，不再是新增基础货币主要供应来源，央行票据就逐步退出历史舞台了。

近期，出现了离岸央票的新工具。主要是央行通过发行离岸市场的央票，暂时性地收紧离岸人民币池子的水位，通过收缩离岸人民币市场的供给，提高人民币空头做空人民币的难度和成本。

有没有什么可以日常工具可以观测和预期外汇占款的变化呢？

有时候，做资金面分析，等到外汇占款数据公布，都是下个月中上旬的事了。比如现在是2020年8月20日，你需要对8月的资金面有个分析，外汇占款的分析必不可少，但等外汇占款的数据，要到9月中上旬了，指望不上。

可以通过1年期无需本金交割的远期市场汇率（NDF汇率）隐含的贬值预期来观测外汇占款的规模。

先解释一下什么是需要交割本金的远期交易（DF）。

假设现在市场即期汇率是6.3，某机构对外卖出了一份1年期、合同规模为100万美元的远期售汇合约，约定汇率是6.5。一年到期后，市场汇率变成了6.7。

如果这笔远期购汇合约是需要交割本金的远期交易（DF），那么到期后，该机构就需要拿出100万美元给对手方。如果说这个机构现在以6.7的价格在市场上买入100万美元交割给对手方，那么显然机构是亏损的。

所以一般情况下，对于要交割本金的DF远期交易，机构会做风险对冲，即在出售远期售汇的同时，在即期市场上花630万人民币买入100万美元，来为一年后的交割做准备。

在这一年时间里，机构可以将100万美元存入银行或者借给其他机构，收取利息，有一定的收益。但同时，这100万美元也占用了机构630万人民币的头寸，存在机会成本。

也就是说，为了对冲风险，机构需要付出成本（630万人民币的机会成本-100万美元的利息收益），我们简称为利息成本。

所以，在不考虑其他费用的情况下，该机构实际支出（630万人民币+利息成本），实际收入是一年到期后，对手方按约定汇率支付的人民币。使两者相等，我们就能得到使金融机构完全没有风险的远期汇率，这个就是“利率平价”原理。

但这里面的问题是：首先，DF没有反映出金融机构对未来汇率的预期，反映的实际上是“利率平价”公式；其次，DF市场背后由于夹杂了较多具有真实结汇售汇需求的实盘，多被厌恶风险做对冲的银行主导。最后，DF市场机构没有外汇头寸，不存在外汇风险，自然也就不存在他们对未来汇率方向的判断。

DF的本金交割属性和市场参与结构是完全反映不出对人民币汇率升贬值预期的，NDF之所以可以当成对未来汇率预期的指标，第一，是因为市场参与者有较多高风险偏好、会利用外汇衍生品盈利的对冲基金等机构，交易属性更浓，第二，NDF无需本金交割，对机构来说是有外汇敞口的，存在外汇风险，他们所报出的远期汇率价格才会隐含着对未来汇率的预期。

通过1年期NDF构建升贬值预期有两种做法。一种是（1年期NDF汇率-即期汇率），得到的是绝对数值，另一种是（1年期NDF汇率-即期汇率）/离岸即期汇率，得到的是百分比。比较常见的是用第二种。

由于NDF汇率和即期汇率都是每日有数据公布的，在每个月的中旬，就可以大致通过NDF和即期汇率的拟合，模拟出这个月的人民币升贬值预期，然后拿这个指标，去拟合外汇占款当月的变化。

随着人民币汇率单边升值预期被打破，人民币汇率波动率放大，人民币资产回报率也随着GDP逐步下台阶，外汇占款进入了一个低增长的状态，尤其是2017年以来，新增外汇占款每个月都围绕着不到500亿元的中枢上下波动。

也就是说，外汇占款不再是基础货币主要的增量来源。

2013年以前，外汇占款是主要的基础货币投放方式，央行被动对冲增加的外汇占款，用央票、正回购等手段回收流动性。

2013年后，随着外汇占款下降，基础货币来源亟需新的补充渠道，公开市场操作开始频繁使用。这一项被体现在对其他存款性公司债权中，主要是央行对银行的再贴现、再贷款、公开市场操作等，该项会随着央行货币政策的变动而有较大的变动。由于该项绝对规模占比不低、波动率大且隐含了央行货币政策调控的意图，基础货币分析应给予重点关注。

同为央行口径，外汇占款与外汇储备数据有什么异同呢？

外汇储备与外汇占款之间的核心差异在于记账方式的不同。

外汇占款反映的是央行购买外汇时的人民币成本，以历史成本计价，后续不会变化。

但外汇储备统计的是各时点外汇资产的美元价值，央行2002年投放人民币买回来的外储，其价值会随着人民币汇率的变化而变化，但外汇占款数据不会，当时放出去多少人民币，就是多少人民币，是恒定的。

另外，外汇储备是由一揽子货币及国外资产组成的，国外汇率间的变化也影响外汇储备的价值，外汇储备是美元计价的，如果外汇储备构成多元化，非美资产多，当美元指数下跌的时候，非美储备资产的估值就上去了，外汇储备就会变多。

最后，外汇资产的投资能力也会影响到外汇储备的价值。比如外汇储备里如果持有很多美债，当美债收益率下行的时候，美债涨了，外汇储备的估值就上去了。

相比于外汇储备的变化，外汇占款对基础货币的变化更值得重点分析，因为无论是人民币汇率、美元和非美货币的汇率变化还是投资损益带来的外汇储备价值波动，都不会影响到国内流动性已经投放的既成事实。

银行结售汇数据

银行结售汇可以分成银行自身结售汇和银行代客结售汇，银行自身结售汇主要涉及银行对外的股息红利支付，海外利润汇回等等，波动也非常小，观测外汇占款有意义的数据主要是银行代客结售汇。

有时候企业也会用到远期结售汇。

远期结售汇是指确定汇价在前而实际外汇收支发生在后的结售汇业务，和即期结售汇最大的区别是，即期结售汇汇率定价和实际外汇收支业务是同时发生的。

远期结售汇客户要和银行提前签订远期结售汇合同，现在就确定好未来的汇率、金额，然后交割日当天，按之前约定的汇率、金额成交。

远期结售汇净额也可以反映客户对未来汇率升贬值预期。

当人民币汇率升值预期强的时候，远期结汇意愿强，但远期售汇意愿弱。

如果说张某1年后会有笔出口生意的100万美元到账，现在银行通过利率平价算的远期汇率是6.5，但张某不信，他有强烈的升值预期，他认为未来人民币汇率是6，按照6.5的汇率锁汇显然张某赚了，因为这种情况下他可以获得650万人民币，未来如果真的到了6，他能获得600万人民币。所以，这个时候张某会抓紧跟银行签远期结汇合约。

如果说张某1年后有笔进口需要花出去100万美元，现在银行通过利率平价算的远期汇率是6.5，但张某认为未来人民币汇率是6，张某不会着急在这个时候远期售汇，他会等到汇率真成了6，再售汇。

相反，当人民币汇率贬值预期强的时候，远期售汇意愿强，但远期结汇意愿弱。

如果张某1年后会有笔出口生意的100万美元到账，现在银行通过利率平价算的远期汇率是6.5，但张某不信，他有强烈的贬值预期，他认为未来人民币汇率是7，按照6.5的汇率锁汇显然张某吃亏了，因为这种情况下他只能获得650万人民币，未来如果真的到了7，他能获得700万人民币。所以，这个时候张某可能不会跟银行签远期结汇合约，会等到100万美金到账后跟银行签。

如果张某1年后有笔进口生意需要100万美元，现在银行通过利率平价算的远期汇率是6.5，但张某认为未来人民币汇率是7，张某一定会抢着先用6.5锁定付汇的成本，因为万一真贬值到7，张某就麻烦了，他得多付出700-650=50万人民币。所以，他会赶紧找银行远期售汇，把汇率成本给锁定住。

外管局公布的即期结售汇数据是有缺陷的，因为即期结售汇数据没有把之前远期到期的合同给剔除掉。之前签的、现在到期的远期合同反映的毕竟是过去，只是在当下产生了结售汇行为，这和当前人民币汇率升贬值预期产生的即期结售汇行为，是没什么关系的。

问题是怎么剔除之前签的远期到期合同呢？

以2020年8月的数据为例，2020年7月底远期结售汇累计未到期额的数据是有的，8月的远期结售汇净额是有的，把两者加起来，就是8月全部的远期结售汇额，再把8月远期结售汇累计未到期额给减掉，相当于总数减去未到期的，就是8月到期的远期合同了。

然后把外管局公布的即期结售汇净额减去8月到期的远期合同，就是8月真正的即期结售汇净额了。

银行结售汇有时候也不完全与贸易顺差对应，原因很简单，即使一个企业有了贸易盈余，不代表他一定会去结汇。企业选择结汇与否，还要看企业自身的结汇意愿。

比如张某出口赚了100万美元，现在1美元可以换6.5元的人民币，他现在换可以获得650万人民币，如果他预期未来人民币汇率会到7，到时候100万美金可以换700万人民币，那张某不会着急换汇，因为不如捂着美元等人民币汇率贬值了再换。

人民币汇率的贬值预期会降低张某结汇的意愿。

如果张某预期未来人民币汇率会升值到6，到时候100万美金只能换600万人民币，那张某会马上选择马上换汇。

人民币汇率的升值预期会提升张某的结汇的意愿。

再考虑另外一种情形。

比如张某进口原材料需要支付100万美元，但他手头只有人民币，现在1美元可以换6.5元的人民币，如果他预期未来人民币汇率会贬值到7，到时候获得100万美元需要700万人民币，张某会加速售汇，赶紧拿人民币兑换美元。

人民币汇率的贬值预期会提升张某售汇的意愿。

如果张某未来预期人民币汇率会升值到6，到时候获得100万美元只需600万人民币，张某没必要着急售汇了，可以等人民币汇率升值了再说。

人民币汇率的升值预期会降低张某售汇的意愿。

那么，问题来了，怎么去衡量企业的结售汇意愿呢？

衡量的方法就是结售汇率。

结售汇率分为结汇率和售汇率。

结汇率分子是银行代客结汇，分母是银行代客涉外收入；售汇率分子是银行代客售汇，分母是银行代客涉外付款。

银行代客涉外收付款官方给出的概念是指境内非银行居民机构和个人(统称非银行部门)通过境内银行与非居民机构和个人之间发生的收付款，不包括现钞收付和银行自身涉外收付款。

什么意思呢？其实很好理解，就是与境外交易发生的收付款，比如张某出口赚了100万美金，这钱打到张某境内银行的账户上，就形成了银行代客收款；相反，如果张某进口花了100万美金，这钱通过境内银行转出，就形成了银行代客付款。

为什么结汇率和付汇率可以看成是企业、居民部门结汇和售汇意愿呢？

张某出口赚了100万美元，他如果全额结汇，证明他对人民币汇率坚挺还是很看好的，否则他可以等人民币汇率贬值了再结汇，也就是说，张某对贬值的预期越强，愿意结汇的意愿越低，尽管对外收款额很大，但结汇额很低，因此，结汇率就会低。

如果张某进口需要对外支付100万美元，他全额售汇100万美元，说明他对人民币汇率很不看好，怕贬值以后需要支付更多的美元给对方，相反如果他仅售汇50万美元，还留50万美元，可能是预期未来人民币汇率要升值，升值后少支付点人民币就能换回美元了，不着急售汇。

在分析结售汇率的时候，还有一点需要考虑，那就是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的比重在不断上升，2020年年底，对外收款是4.4万亿美元，但人民币对外收款近1.6万亿美元，已经占比近三分之一了。

所以，在分析结售汇率的时候，要把对外收付款里面和人民币相关的收款刨掉，用外币作为收付款，当结售汇率的分母，这样才能准确地反映结售汇率。

一般来说，当结汇率大幅下降，售汇率大幅上升的时候，反映的是经济主体对人民币汇率有较强的贬值预期。

比如2015年811汇改后，结汇率大幅下降，售汇率大幅上升，经济主体手上有美元也不给银行了。再比如2012年，人民币汇率单边升值的时候，结汇率大幅上升而售汇率大幅下降，反映出经济主体较强的人民币汇率升值预期，赶紧把自己手中的美元换成人民币。

国际收支平衡表

从中长期的角度来说，国际收支对汇率有着基础性与决定性的作用，情绪、预期、政策这些因素都是在这一点的基础上形成的。

我们可以看到在2005年汇改后，国际收支一直处于顺差的状态，美元兑人民币的即期汇率也一直处于升值的趋势中；

但在2014-2016年，随着国际收支开始出现逆差，人民币开始贬值；2017年后，随着收支总差额开始转正，即期汇率又开始了升值趋势。

可以说，国际收支差额很好地解释了人民币汇率的中长期走势。

国际收支平衡表主要分为经常账户、非储备资本与金融账户、储备资产账户、净误差与遗漏四大类。

先来看经常账户。经常账户包括货物、服务、初次收入与二次收入这四项。

货物的主要构成是贸易的顺差，加入WTO以后，这块一直都是中国经常帐顺差的最主要来源，有些年份甚至是顺差的唯一来源。

服务过去一直处于逆差的状态，这块最大的逆差来源就是旅游，主要是国人出国旅游、留学导致的，2020年因为海外新冠疫情爆发得较为严重，所以出国旅游、留学的诉求大幅减少，服务逆差也跟着明显收窄。

初次收入可分为雇员报酬与投资收益两个细项。雇员报酬差额大多数时候都是大于0的，说明中国公民在海外的劳动收入高于外方人员在中国的收入。不过投资收益大多数时候都是小于0的，而中国又拥有2.1万亿美元的对外净资产，只能说，国内对外投资收益太低，远低于海外在华的投资收益。

二次收入比重小，主要有债务豁免、政府间经济援助、捐款，还有侨民汇款等。2013年以后，二次收入差额持续下降，可能是因为中国豁免的债务和对外援助变多了。

怎么解读经常账户数据呢？以2020年为例。

2020年经常账户顺差2739亿美元，2019年仅为1413亿美元。

进一步地，货物和服务差额2020年是3696亿美元，2019年仅为1641亿美元。

其中：货物差额2020年是5150亿美元，2019年为4252亿美元，服务差额2020年是-1453亿美元，2019年为-2611亿美元。

这就基本判断出，2020年经常账户顺差扩大的原因是货物差额扩大和服务差额缺口收窄。

货物差额扩大就是因为前面提到的，全球经济在疫情冲击下，不得不加大了财政刺激规模，但同时又因为疫情，产能恢复不了，只能靠中国的产能供应。

而且由于海外生产能力没有恢复，很多东西中国只能本土生产，所以进口也被拖累了。

2020年货物的贷方近2.5万亿美元，借方-1.98万亿美元，2019年分别为2.4万亿和-1.97万亿，确实体现了出口扩大而进口收缩的特征。

服务差额收窄的原因同样是因为海外疫情扩散，多数人不敢出去旅游、留学、就医了。服务这块最重要的就是旅游，2020年旅游分项的差额是-1162亿美元，2019年为-2187亿美元，2020年明显收窄。

2020年的经常账户里也有一个拖累项，那就是初次收入的差额从2019年的-330亿美元下降到-1051亿美元。

初次收入下降的原因主要是因为投资收益的差额扩大了，2019年是-372亿美元，2020年扩大到了-1071亿美元。

投资收益差额扩大很容易理解，2020年中国经济率先从疫情走出来，中国的实体相对回报率会高于其他大多数国家。

还有一个问题，经常账户顺差的规模扩大，一定会导致人民币汇率升值吗？

其实从历史经验上来看，绝大多数时候经常账户顺差是对应了人民币升值的，但也有例外，典型的例子是2015年。2015年经常项目顺差3042亿美元，但人民币汇率是贬值的。

经常账户顺差却对应了人民币汇率贬值一般是因为资本流出压力太大了。

资本流出压力大的时候一般是因为人民币汇率贬值预期较强，比如2015年811汇改的时候，汇率出现了一定幅度的波动，导致了短期资本出现较大规模的流出。

另外也要分析经常账户顺差出现的原因。有时候经常账户顺差走阔是因为进口规模下降了，这个时候的经常账户顺差是国内经济下行的导致的“衰退式”顺差。但由于这个时候经济有下行预期，本币资产的回报率下降，也会出现本币汇率贬值的压力。

下面看看非储备资本与金融账户。

非储备性质金融账户分为直接投资、证券投资与其他投资三个子项。金融账户的统计口径需要注意一下，负债净产生的部分是资本流入，无论是海外投资中国的股权债权还是二级市场股票和债券，都是中国对外的负债增多；相反，资产净获得是流出，是中国对外持有的金融资产变多。

直接投资是外国来中国投资与中国对外投资相减的部分，与中国与全球其他国家实体的相对回报率高度相关。

由于中国对外开放、积极招商引资和劳动力成本优势，2013年以前，直接投资差额都是明显为正的，但后续随着企业对外投资放宽以及内部成本优势下降，直接投资差额开始下降，不过2020年中国率先控制了疫情，产业链稳定性强的优势凸显，导致直接投资净流入额明显增加，2020年直接投资差额1034 亿美元。

既然直接投资与实体回报率相关，而制造业投资同样与实体回报率相关，我们把直接投资负债净产生的部分（也就是海外投资中国的部分）做一个累计同比，和制造业投资做比较，会发现直接投资负债净产生的累计同比和制造业投资累计同比是正相关关系。

2020年直接投资差额为1025亿美元，其中直接投资负债净增加（外国来华投资）2125亿美元，可见，在全球疫情爆发阶段，中国由于率先控制了疫情，产业链展现了较强的稳定性，吸引了外资不断流入。

直接投资资产净获得（对外投资）1099亿美元，比去年977亿美元略高，从外管局《2020 年中国国际收支报告》来看，2020年对外投资增长的主力主要是金融部门，非金融企业对外直接投资2020年没有扩大。其实这一点也比较容易理解，在全球疫情扩散的时候，实体经济的风险溢价会比较高。

证券投资这块主要与资本市场的相对表现和金融市场对外开放的制度高度相关。国内投海外主要是靠QDII，过去境外投国内主要是QFIIRQFII，后来引入了沪港通、深港通，明显扩宽了海外证券投资准入，再加上债券通，金融对外开放明显加速，随后国内资本市场与海外金融市场的联动性开始加强。

比如，股票市场的定价（沪深300）与证券投资下的股权（负债净产生）关联度较高，2021年一季度美债收益率上行对沪深300指数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再比如证券投资下的债券（负债产生）与中美利差之间的关联度较高。

2020年证券投资差额873亿美元，2019年仅为579亿美元，相比于股权部分，债权部分吸引流入更多，股权部分的负债净产生是641亿美元，2019年是449亿美元，而债权部分是1905亿美元，2019年是1024亿美元，多了近900亿美元。

可见，证券投资差额的产生更多是中美利差走阔驱动的，中国率先控制了疫情，经济基本面向好驱动了国内货币政策率先向常态化回归。

比较受市场关注的是“其他投资项”。从定义上来讲，它属于除去直接投资和证券投资以外的所有投资引起的资金在境内外的流动，包括其他股权、货币和存款、贷款、保险和养老金、贸易信贷和其他应收/应付款等等，其中贸易信贷、货币与存款和贷款是其他投资项目下最主要的几个项目。

其他投资和净误差与遗漏一道，属于不易被察觉的资本流入（流出）的渠道，相比于直接投资和证券投资，有较高的波动率。

直接投资好理解，一般热钱快进快出不会通过直接投资渠道来，投资建厂是长期的事，不太可能今年来明年就关厂跑路。虽然金融开放是大势所趋，但证券投资渠道的额度和范围总体还是可控的。

但其他投资和净误差与遗漏的随意性和波动性就很大了，这块资本流入流出也不易被监管所察觉，不少热钱就是混迹于此。近年来，其他投资和净误差与遗漏之和，很明显拖累了金融账户，是资本流出的主要驱动因素。

2014年以来，每年其他投资和净误差与遗漏之和都在千亿规模以上。

其他投资和净误差与遗漏之所以负缺口不断放大，一方面是因为人民币汇率的贬值预期，举个例子，当人民币预期贬值强的时候，企业即使出口赚到外汇了，也会延迟美元收款，这等同于通过应收账款间接持有了海外资产，这种情况下，就会增加其他投资口径下的贸易信贷。

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居民对外资产配置的渠道变多了，仍然以2020年为例。

前文提到过，2020年因中国率先控制疫情，生产恢复，海外财政刺激但产能没恢复，再加上海外有疫情，外出旅游、留学的需求也没了，导致2020年经常账户大增。

经常账户大增导致人民币汇率持续升值，但即使人民币升值，其他投资仍大幅净流出，其他投资项差额为 2562 亿美元，较2019年759亿美元明显走阔，另外，净误差与遗漏项也贡献了1681亿美元的差额。

我们看一下其他投资的各个分项，尤其是资产净获得的部分，看看对外资本流出为什么会增加。2020年其他投资资产净增加3142 亿美元，其中，存款净流出1304亿美元，贷款资产净增加1282亿美元，贸易信贷资产净流出369亿美元，这些均显著高于2019年。

根据《2020年中国国际收支报告》的解释，货币和存款净流出是因为银行增加了对外拆借、企业增加了境外存款，出口规模增加带动了贸易信贷规模的扩张。

2020年全年人民币汇率是明显升值的，按理说，其他投资和净误差和遗漏部分项下的资本流出，不应该是人民币汇率贬值预期导致的。

既然不是人民币汇率贬值预期导致的，那么这部分资本流出就只能从制度层面去解读了。

2020年人民币汇率单边升值，但毕竟受到疫情影响的中国经济复苏不那么稳定，决策层不会希望人民币汇率升值太快，侵蚀出口。

为了防止人民币汇率升值过快，解决办法就是有序开放国内资本账户，让境内私人部门可以比较顺利地扩大海外资产的规模。同时，提高人民币汇率的弹性，别让市场主体有太强的单边汇率升值预期。

比如2020年10月，央行让中间价报价陆续淡出使用“逆周期因子”；2021年1月，央行上调境内企业境外放款的宏观审慎调节系数，提高了境内企业境外放款的上限，满足企业走出去的诉求；2020年12月和2021年1月，央行又先后下调金融机构和境内企业跨境融资的宏观审慎调节系数，减少跨境资金的流入。

其他投资和净误差和遗漏部分项下的资本流出扩大，也反映出经常账户顺差和直接投资差额积累的外汇资产逐渐为私人部门持有，不再转化为外汇储备。

所以2020年经常项目顺差+直接投资差额4023亿美元，但短期资本却流出了3742亿美元，二者相减，就是积累的储备资产，仅新增了280亿美元。

一般来说，可以把经常账户和直接投资之和看成是基础国际收支，因为它们与实体经济本身关联最紧密，把证券投资+其他投资+净误差与遗漏看成是短期资本，这些要么是与二级市场表现相关，要么是与汇率升贬值预期相关，要么与资本账户开放政策相关，总之，不是那么确定。

从2020年的国际收支表来看，市场相信的中美利差走阔、热钱流入驱动了人民币汇率升值的逻辑主线是有问题的。因为驱动人民币汇率升值的，更可能的是来自于经常账户顺差，而非热钱，相反，为了对冲人民币汇率升值的压力，资本项下还是大幅流出的。

写到这里，我们可以总结一下国际收支平衡表的规律了：

经常账户差额+非储备资本与金融账户差额+储备资产净获得变化+净误差与遗漏=0

经常账户差额+直接投资差额+证券投资差额+其他投资差额+储备资产净获得变化+净误差与遗漏=0

经常账户与直接投资比较稳定，证券投资、其他投资和净误差与遗漏不太稳定，可以理解为是所谓的热钱，于是有：

经常账户差额+直接投资差额+热钱的变化+储备资产净获得变化=0

如果说经常账户是顺差，要么体现为直接投资差额为负、要么体现为热钱流出、要么体现为积累外汇资产，前者外汇资产在私人部门手里，后者是在官方手里，总之都是在对外积累资产的（中、日、德、中东和有生产能力的新兴经济体）。

如果经常账户是逆差，要么体现为直接投资差额为正，要么体现为热钱流入本国，要么就消耗了外汇储备，总之，是在对外负债（美国和没有什么生产能力靠对外负债过日子的新兴经济体）。

中国加入WT0以来，国内的经常账户和直接投资差额一直处于顺差的状态。

与此同时，由于中国的资本账户对外开放还不够，经常帐户和直接投资差额积累的顺差，多数都转化为了外汇储备，这样做的好处是提高了金融体系的稳定性，代价是容易积累资产价格泡沫和加速人民币汇率升值。

因为这些从海外赚回来的美元本可以通过全球多元化资产配置流出去，但都通过结汇，变成了人民币存款，也就是金融口径下的外汇占款。

所以，中国的对外总资产有8.7万亿美元（数据截止到2020年年末），净资产为2.1万亿美元，这反映出中国因为长期的国际收支双顺差积累了大量的对外净资产，但对外净资产构成里，外汇储备为3.4万亿，占了总资产近40%左右。

从趋势上来看，2014年以来储备资产占对外总资产的比重是不断下降的，说明对外净资产不断地在从公共部门转移到私人部门，开始逐步地“藏汇于民”。

但仅从目前的投资收益来看，中国的居民部门和企业部门还没有体现出更强的投资能力，这可能是因为资本账户开放还有限制，对外投资渠道有限，也可能时间短，经验不足，对外投资能力还需提高。

外汇占款、银行结售汇与国际收支之间的关系

如果回想一下外汇占款形成的例子，可以发现贸易顺（逆）差是故事的起点。

张某因为有了100万美元的出（进）口，才有了后面的结（售）汇需求，才有了外汇占款的上升（下降）。

但是，从实际的数据来看，贸易顺（逆）差不等于银行代客涉外收付款，银行代客涉外收付款不等于银行结售汇，银行结售汇也并不等于外汇占款的变化。

这又是为什么呢？

前文提到过，银行代客涉外收付款官方给的定义是指境内非银行居民机构和个人(统称非银行部门)通过境内银行与非居民机构和个人之间发生的收付款。需要注明的是，它是一个实际发生额的概念。

也就是说，张某在确认了出口100万美元的货物后，这个时候已经可以体现为贸易顺差扩大了100万美元，但只有在张某确认收到了对方支付的100万美元后，才会形成银行代客涉外收付款。

从图20来看，我们看到自2012年以来，贸易顺差是持续大于涉外收付款差额的，可见，贸易顺差和对外收付款还不仅仅是延迟支付的问题。

除了时滞问题，贸易顺差之所以不等于涉外收付款，还有人民币汇率升贬值预期问题。

读者回想一下国际收支账户里的其他投资，贸易信贷、货币与存款和贷款是其他投资项目下最主要的几个项目。

其他投资里面的贸易信贷，主要就是跨境企业之间的应收与应付账款。

如果张某报关了100万美元的出口，但是张某又有人民币汇率贬值预期，他会怎么做呢？他会把这100万美元留在境外，会计上记成100万美元的应收账款，张三通过100万美元的应收账款间接持有了100万亿的海外资产，等人民币汇率真贬值了，预期兑现了，再把100万美元换成人民币。

当然，导致贸易顺差和涉外收付款之间有差额的，可能不是因为人民币汇率升贬值预期，只是因为资本账户逐步放开，引导企业对外多元化资产配置，缓解人民币汇率升值过快的需要，这个时候也能看到其他投资增加。

简而言之，贸易顺差只是涉外收付款顺差走阔的条件之一，但不一定真的可以转化为涉外收付款顺差，这里面既有时滞的原因，也有可能因为人民币汇率贬值预期或对外开放进程加快导致贸易顺差变成了对外净资产。

然后，涉外收付款顺差也不会完全转化为结售汇顺差。

这一点前文已经提到过了，主要是要考虑到结售汇意愿，用结售汇率来衡量，结售汇率同样受到了人民币汇率升贬值预期的影响。

另外一个需要关注的趋势是人民币跨境结算比重在不断提升，这也影响了涉外收付款顺差向结售汇顺差的转化。

张某出口的货物赚来的不是100万美元，而直接是650万人民币，这个时候张某涉外收付款是650万人民币，但张某已经没有结汇的必要，因为张某拿到的本来就是人民币。

所以，要衡量结售汇率，分母涉外收付款顺差的口径只能是以外币计量的。

以2020年为例，2020年人民币为结算币种的银行代客涉外收付款差额为-4461亿元，也就是说，在人民币跨境结算环节，境内企业和居民对外收的人民币比对外付出去的人民币要少。

人民币为什么在2020年会体现出净流出的趋势呢？两个原因都有可能：

1、在人民币国际化和2020年人民币汇率升值预期共同的推动下，境外主体比境内有更强的人民币汇率升值预期，所以境外主体想要境内一方多用人民币给他们付款，而境内主体接收人民币方面积极性则要弱一些；

2、境内美元汇出的监管还是比较严的，于是先通过人民币跨境贸易结算，把人民币汇出到海外，到了海外再换汇，不过一般这么做是因为有人民币汇率贬值的预期，但2020年全年人民币汇率是大幅升值的。

不管怎样，有一点可以确定，2020年人民币跨境结算是大幅流出的，绝不能通过银行结售汇顺差就推测出外汇占款很多，然后会派生出人民币存款，进而看好股票、债券等金融资产。

另外，人民币向境外输出，也会给本国的外汇占款造成压力。因为人民币通过跨境贸易到了离岸市场，市场主体可以在离岸换汇，离岸换汇行为会导致离岸人民币汇率有贬值压力，如果央行干预，就必须在离岸市场回笼人民币、卖出美元，这将消耗外汇占款。

最后还有一步就是从结售汇顺差到外汇占款了。

张某拿着100万美元找银行结汇，这个时候银行那就有国外资产了，如果银行找央行，把100万美元换成650万（假设当时汇率是1美元兑换6.5元人民币），这个时候就形成了外汇占款，100万美元到了央行那，成了外汇储备，并且央行投放了650万元的基础货币。

从历史经验来看，央行外汇占款变化与银行结售汇顺差的相关性是非常强的，但2020年，出现了明显背离，银行结售汇顺差明显走阔，但央行口径的外汇占款却表现得非常稳定。

这是为什么呢？

张某在结汇的时候，银行拿到了外汇资产，银行可以交给央行，也可以选择不交给央行。

如果银行不交给央行，那么，这笔外汇放在银行那，是计入国外资产的。

其他存款性公司的国外资产2020年年底是6.9万亿元，2019年年底是6.36万亿元，增加了大概5000-6000亿。

其实从2020年国际收支平衡表里，无论是直接投资差额中金融部门对外投资规模增加，还是其他投资口径里存款规模扩大（银行增加了境外拆借），都可以反映出银行自身持有了不少外汇资产，是没有找央行结汇的。

如果银行交给了央行，央行可以选择结汇，形成外汇占款，投放基础货币。

但央行也可能因为担心投放的基础货币太多，希望在不与银行结汇的同时还能把外汇给收上来。

比如2007年的时候，因为国际收支持续双顺差，积累的外汇占款太多，央行让银行以外汇的形式缴纳存款准备金；再比如2015年底，人民币汇率有贬值压力的时候，央行要求银行以外汇形式上缴了代客远期售汇缴纳的风险准备金。

央行如果收走（投放）了外汇资产，同时又没有发生与银行之间的结售汇行为，这个时候，外汇资产的变化就会计入到央行资产负债表里的国外资产：其他的口径里。

长期以来，外汇占款变化与银行代客结售汇顺差走势基本一致，主要是因国际收支双顺差，市场上积累了大量的外汇供给和人民币汇率升值压力，央行需要对外汇市场进行干预。

但2019年以来，国际收支双顺差的格局已经发生了改变，虽然经常账户仍然是顺差，但资本项下流出抵消了经常账户的顺差，再加上人民币汇率市场化改革，人民币汇率双向波动，央行逐步减少了与银行之间的结售汇行为，所以外汇占款和结售汇顺差的相关性明显降低。

最后还有一个外汇储备口径的问题。

央行公布的外汇储备余额增加1086亿美元，但外管局的国际收支平衡表下的外汇储备资产仅增加280亿美元。

为什么央行口径下的外汇储备余额增量要大于国际收支平衡表里的外汇储备资产增量呢？

前文提到过，央行口径下的外汇储备余额考虑了估值效应。2020年二季度以来，为了对冲疫情对实体经济和金融市场的冲击，全球央行基本上都出现了大幅扩表的行为，在此推动下，全球金融市场无论是股还是债均出现不小的涨幅，所以外汇储备的估值效应导致央行口径下的外汇储备余额大于国际收支平衡表里的外汇资产增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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